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历史（中国律师制度发展历史）

2022-10-12 工程律师 0 49

跪求中国律师发展的历史材料或论文

律师制度的起源

律师制度的最早萌芽出现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罗马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诉讼日益增多，有些诉讼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委托亲属或朋友代其诉讼。这种情况日渐增多，相沿成习，出现了Advocatus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陪同被告人到法庭，在开庭审理时给被告人提供意见的亲戚或朋友。最初的Advocatus只能在法庭上对被告人提供意见，并不面对法庭发言，后来发展成为代替被告人向法庭表达意见，反驳对方当事人的种种指控。

公元前一世纪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演变的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罗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和规定。与此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学习、研究法律的法学家阶层，这些人与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时常就如何执法等问题向司法、行政官员提供意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有些被统治者认可为法律。在社会上，他们向平民百姓解答法律问题，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代理当事人参加诉讼。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大教侣”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同时，还允许委托他人代理诉讼行为，于是，“职业律师”正式出现了。

古罗马诉讼形式是辩论式。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地位平等，他们在法庭上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法官根据辩论的结果作出裁判。这种诉讼结构使得职业律师的出现有了可能。在纠问式的诉讼中，当事人没有诉讼权利可言，因而不会有代理当事人行使诉讼的职业律师的产生。诉讼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是律师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前提。

中国律师制度的演变

春秋时期，郑国人邓析不仅法律知识渊博，且能言善辩，可以“操两可之辩，设无穷之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曾经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还助人诉讼。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代理制度，命夫命妇不须亲自到法庭上，其下属或子弟可代理进行诉讼。到了元代，如诉讼当事人为老弱病残者，也可由其亲属代理进行诉讼。

在中国古代，打官司要先向官吏递状子、陈述案情，但大部份人属于文盲，于是社会上一些文人干起了专门为他人写状子及其他文书的营生，民间便出现了“刀笔先生”。这些“刀笔先生”写状子，并不一定都熟悉法律知识，只不过是凭着读书识字的优势和“见多识广”的经验来进行，但也有的会给当事人出一些如何打官司的主意。

以上这些，似乎是律师制度的小小萌芽，但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制度。因为只有较为完备的诉讼代理（辩护）制度与职业法律家相结合，才能产生律师和律师制度。因而，中国古代虽有某些“代理诉讼”的现象和“助人诉讼”的人员，但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前者未进一步发展成代理制度，后者未形成职业法律家阶层，两者也从未在诉讼领域中结合。因此，中国最后还是从国外引进了律师制度。

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制定、1910年完成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可以参加诉讼。但因辛亥革命爆发，没有公布实行。

1911年，南京政府起草了律师法草案，这是第一部有关律师制度的成文法草案。后因袁世凯夺权而未公布实行。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制定了《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记暂行章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成文立法。章程公布后，中国律师职业慢慢兴起，至北洋军阀政府末期，律师达到3000人。

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历程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人民法庭通则》规定，人民法庭应保障被告有辩护和请人辩护的权利。

1954年7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试行开展律师工作。

1954年9月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

1956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

1956年7月20日颁布了《律师收费暂行办法》。

1957年上半年《律师暂行条例》（草案）脱稿。

1957年下半年律师制度建设被迫中断。

1979年党中央决定重建律师制度。

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小组，开始起草律师条例。

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

1986年开始实行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1986年7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

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至1998年止全国律师共有10万多人律师事务所将近9000家。

二、讼师与律师的不同命运和意义

12世纪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英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里，不仅中国的司法传统通过讼师、讼学的影响折射出了知识性理性之光，冲击着汉唐以来的人伦道德防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提供了向近代司法传统转型的契机，与此同时，英国的司法传统也在此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并为其后司法传统的近代化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律师的形成和兴起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问题是：以人伦理性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司法传统曾经一度领先于英国及其当时西欧各国，且在宋代获得了向近代转型的机遇。然而，为什么这个机遇稍纵即逝，甚至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完全落后于起点较低的英国？这不能说是一个沉重而又让人觉得十分有趣的问题。也许，我们不能从律师与讼师的差异及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寻求到其答案。那么，讼师与律师在各自不同的司法传统中有着那些重大的区别呢？

第一，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迥异。律师和讼师，虽仅一字之差，却貌合神离，其所依存的价值观念也是大异其趣的。其中，人们如何看待秩序，如何评价法律及如何看待他们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将直接涉及到他们在各自司法传统中的价值和地位，是一个首先需要辨明的问题。

秩序以什么为基础，法律在秩序中的地位如何。12世纪前后的中英两国，虽在司法传统变革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自孔孟以来，中国人都认为秩序应该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人伦道德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人与禽兽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礼义，而动物却与此茫然不知。因此，人的生活与秩序应以道德为基础，法律虽然重要，但与道德相较，毕竟是第二位的东西。因为法律无论如何重要，它只不过是约束人们行为、调控社会关系的外部规范，而理想和谐的社会秩序只能靠日积月累的道德修养来完成，无法以法律为根本。研究中世纪文化及法学的著名学者A．古列维奇先生说：“中世纪的中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欧洲人。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却是可以从本质上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认识事物的方式，法没有被解释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到了宋代，如果说私有制深化下的商品经济意识及功利主义思想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过上述传统的人伦道德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秩序期待及法律观念都有所改观的话，那么，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的道德防线，讼师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是道德败坏的小人。南宋著名的司法官员蔡九轩在判词说：“哗徒（讼师的一种）张梦高，乃吏任金眉之子，冒姓张氏，承吏奸之姑习，转移哗奸欺诈为生。” 当代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也说：“在乡土社会，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历史是没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里，律师之上还要加个大字，报纸的封面可能全幅市律师的题名录。”

英国则有所不同，尽管11世纪以前的英国，在秩序和方面并没有多少令同时代的中国敬佩的业绩，但12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央司法权的统一及王权与教权的斗争，世俗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英国人的心目之中。人们利用法律去赢得权力不仅是普遍的价值观念，也是英国历史上的真实行动与社会实践，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颁布就是最好说明。A．古列维奇说：“法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国家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来，如果没有法律，国家就要灭亡。” 法律既然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当然社会秩序就必须以法律为根本。这样以来，以法律知识为专业从事各类诉讼活动的律师，也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维护正当、合法权益的知心人，由此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则是包括英国人在内所有的西欧人的共同观念。罗马皇帝列奥和安德米的话是此种观念的典型表达，他们在伊利克拉蒂的信中说：“那些消解诉讼中产生的疑问并以其常在公共和私人事务中进行辩护帮助他人避免错误、帮助疲惫者恢复精力的律师，为人类提供的帮助不亚于那些以战斗和负伤拯救祖国和父母的人。因此，对于我们的帝国来说，我们不仅把身披盔甲、手持剑盾好战的人视为战士，同样认为律师也是战士。因为那些受捍卫荣耀之声，保护忧虑者的希望，生活和后代的诉讼辩护人是在战斗！” 第二，置身的诉讼权力结构不同。所谓权力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模式中，哪些人在诉讼的活动中享有主体权利的地位。就中英两国的历史而言，讼师与律师虽同时参与诉讼活动，但他们在各自司法传统中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就中国而言，12世纪前后的讼师虽然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活跃，但宋代的法令和官府始终没有正式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讼师不但不能堂堂正正地走进审判公堂，而且在宋代诉讼的体制中，他们也不具有主体的资格，没有法定的权利。因为在当时的诉讼程序中，代理与辩护并不是其中的法定环节，讼师始终生活在社会的阴暗面，无法成为从事审判活动的主体——士大夫们的后备力量。讼师对当事人的帮助只是中国古典司法传统中的一种助诉活动，并非是司法程序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律师则不同。产生于12世纪中叶之后的英国律师，虽在初始之时，其主体地位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由于律师于形成之初便与从事审判的法官及专门法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他们在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很快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律师也由此走向了“律师——法官”一体化的道路，成为了法官的后备队伍，辩护成为英国司法传统不可或缺的法定环节。西方学者泰格．利维说：“律师这一专业，从其为一群又受管制而又受过正式训练的从业人员这个意义来说，是在13世纪晚期出现的。英、法两国的君主都曾为这个职业立法，限定只有经司法官员批准方可从事法律工作。这种方法——英国是在1292年，法官是在1274和1278年。”

第三，诉讼机制不同。在中国的宋代，虽然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司法模式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革，但士大夫作为断案的官员，其在诉讼中的中心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刑事审判，诉讼的运作机制皆以惩治犯罪、控制社会为中心，因此辩护不能成为刑案中的环节自不必待言；就是民事诉讼，由于讼师为当事人提供的服务只是一种助讼活动，且无正当合法地位，故其助讼也就必然改变不了“纠问式”审判下法官的职权主义传统，这种机制下的诉讼活动自然不会为讼师的成长、发展及其才能的发挥提供多么广阔的空间。

英国则不同，律师的成长发展是伴随着诉讼模式中的抗辩机制而走向未来的。在英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初级律师或者是高级律师，其职能的发挥（如代替代事人出庭、处理法律事务；代为辩护等），都离不开知识性、技术性极强的令状制度，故“程序优先于权利”不仅仅是12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司法的古老格言，也同时是英国律师生活的实践。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一个最大功能便是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而辩护。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当律师运用其知识和才华为诉讼的双方竭力辩护时，抗衡机制的由弱到强便成为英国司法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根据英国法律史学家密尔松的研究，英国历史上老早就存在着一种抗辩职能，当原告向被告提出诉请：要求被告归还这块非法占有的土地。被告只需说，这块土地不是非法占有，而只是来自被告父亲的赠与，这就足够了。至于是否真实，在早先的年代只有交给神去裁盘或由邻人作证。12世纪中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审判要求以理性的方式和原则进行。抗辩机能亟需强化，律师也就在其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上述同一个例子中，假若被告抗辩时说，他占有此块土地是来自原告父亲的赠与。但事实是，原告的父亲当时是一个精神病人，他的赠与能有效力吗？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答辩，这就需要律师的帮助。其实，英国的抗辩职能正是在律师的辩护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当然，抗辩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英国司法传统也为律师的发展提供了远比中国广阔的前景。

第四，历史命运不同。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采用怎样的诉讼模式固然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法律职业群体能否在诉讼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诉讼的运作机制中是否承认那些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熟悉诉讼技能之人的合法地位，也会对一个民族的司法传统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体说来，在英国的历史上，由于律师与法官走向了一元化道路，律师如同中国的讼师一样也曾因嗜利而受到过社会的道德谴责，但13世纪后英国通过立法及法官的指令规范了律师的职责、纪律与资格，又通过四大律师学院的教育，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好的律师不仅在社会上享有殊荣，他们同时也是法官队伍的后备力量。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仅在具体的案件中，帮助当事人寻求最合适的令状形式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他还作为一种抗衡机制，参与诉讼活动，从而使法官寻求法、发现法、宣示法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从而在社会上筑起一道调解社会矛盾、缓和冲突的巨大防线，在民众的心目中，筑起一块公正、权威的丰碑。

在中国，宋代的讼学和讼师初兴之时，它与上述其他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司法传统走向近代转型的机制，当时的中国古代司法既领先于西欧诸国，也在历史的转型中获得了与英国起点大致相同的机遇，若宋代以后的元、明、清诸朝抓着此一机遇，沿着宋代开拓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古典司法传统该早已完成了向近代的转换。但历史不能预设，在宋代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理学地位的确立，专制主义的强化，明清的讼师岁让人刮目相看的专业知识及辩论技巧，但他们始终生活在社会的阴暗面，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和官方的确认，其资格和收入也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批准。因此，他们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当事人在复杂的刑事案件及多元的利益纠纷中需要其专业知识的帮助，这就是明清时期讼师仍然活跃于民间的最为主要的原因，甚至个别有见识的士大夫也大力唤呼松是不当禁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在道德和法律两个方面受到官方的谴责。其中受人们谴责最大口实是讼师的嗜利行为。讼师于诉讼活动收取一定的费用本是正当之举，但中国古代的官府始终于此无法律规定，也无具体操作的机制，这使得讼师收费何为正当，何为敲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好的讼师为此而蒙冤，道德败坏的讼师更是有恃无恐。这种收入的灰色性是讼师这个群体无法摆脱士大夫职责的最大羁绊。讼师的地位的不到社会、法律的正当评价，也就必然无法堂堂正正地走向司法正途，讼师只能成为士大夫的对立面，而无法成为其后备队伍，因此司法职业化的途径因讼师命运的而被中断，宋代出现的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机，因讼师命运的多而很快淹没在明清理学及专制主义的深泥污潭之中，历史的差距于此拉大，历史的机遇于此丧失！

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期间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 6。五十年代未期，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

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

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我国律师管理体制自新中国律师制度设立以来，大体经历三种形态。

（一）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在建国初期和律师制度恢复之初。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取消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宣布取缔了旧中国的律师制度。1954年7月，司法部又发出《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定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率先进行法律顾问处试点。这一时期的法律顾问处都在大中城市设立，隶属于律师协会管理，律师协会设在司法行政机关内，同时没有全国性律师协会，律师是国家干部。这种管理体制从形式上看，虽然律师协会直接管理律师，但不是带有自律性的行业管理，而是行政的管理。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列出专章规定，为律师制度的恢复提供了法律依据。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的执业机构是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处受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和领导，法律顾问处按行政区划设立，为国家事业单位，律师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暂行条例》也对律师协会作了专门规定，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律师协会作为律师行业性组织的地位、组织机构和作用，不再沿用建国初期律师协会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做法。但由于当时律师制度处于恢复重建时期，全国律师数量不多，普遍建立律师协会的条件尚不成熟，已经建立的律师协会多是设在司法行政机关的律师管理部门内，与律师管理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律师协会的领导大多由司法行政的领导兼任，不能独立发挥行业管理职能。这种体制大约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二）司法行政为主导，律师协会为辅的律师管理体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工作基本完成，全国县一级行政区域普遍建立了法律顾问处（后更名为律师事务所），律师队伍有了空前的发展。1986年7月，第一届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确立了律师协会具有律师业务指导、工作经验交流、维护律师合法权益等九项职能，成为律师协会参与律师行业管理的重要里程碑。自此，律师管理体制在《律师暂行条例》确立的单一行政管理格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的份额。但这个时期，

律师资格考试与授予、律师执业证的颁发、律师事务所的审批、律师发展政策的制定等管理工作中实质性内容仍保留在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主要领导也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体制中仍处于从属的地位，行业管理的职能并不明显。

（三）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指导下的“两结合”管理体制。1986年到1993年期间，各地律师协会有了很大发展，内部建设力度加大，在律师管理活动中更积极、更主动，行业管理的作用日益显现。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掀起的新一轮改革热潮推动下，199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该《方案》就律师管理体制做了如下表述：“从我国国情和律师工作的实际出发，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后，逐步向司法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过渡。”并以此，对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职能做了划分。这个《方案》首次提出“律师协会应由执业律师组成，领导成员由执业律师中选举产生。”1995年7月，在第三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司法部对全国律师协会进行了重大改革，按照《方案》的规定，全体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均由执业律师担任，司法行政机关的负责同志不再兼任职务。律师协会机关作为全国律师协会的办事机构实行秘书长负责制。律师协会履行行业管理职能实现了由理论向实践的跨越。1996年5月，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进一步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这样一个职能格局，简称“两结合”。应当说，这个模式自从提出后一直在探索中，传统的行政管理为主的主张和理想中的行业管理的主张也一直在争论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地的做法因此不尽一致。2003年9月，司法部律公司司长赵大程（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在全国律师管理处长培训班上就这个问题传达了司法部的态度，指出：“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就是‘两结合’的体制”，从而结束了向“行业管理”过渡的提法。

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律师，是什么时期出现的呢？

今天中国社会的律师及律师制度，是西方舶来品。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只有讼师并无律师的。那么，这一职业是如何传入我国的？在我国的成长与演变过程中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一个简单的爬梳。

《四大恶讼师》书影

律师制度，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的完备精密的法律文明举世闻名，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古罗马的“保护人”制度即是世界各国律师制度的雏形。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发展，律师制度生根发芽，并逐渐职业化、正规化。

中国古代有所谓“讼师”，讼师是指中国古代为有官司者出主意、写讼状为职业的人。直至清代，凡遇到诉讼官司，辄请讼师代为办理。古代著名的讼师如宋世杰、谢方樽、诸福宝等，都有着极富传奇色彩的诉讼故事。而时间来到晚清，中国社会走到了空前剧烈的转折时期，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事物已经不再能适应变动中的庞大机体，急需接受外来制度及文化的补救。现代律师制度就是在这一关键时期进入中国社会的。

上海公共租界

最早进入中国的律师自然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走进中国国境的。最早的现代律师诞生于中国租界。自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国境之中取得“领事裁判权”后，租界从法治角度而言形成了“国中之国”。大清相关律法不再能够管理列强在租界内的法律事务及纠纷，这些都需要现代律师制度去处理。于是，外国律师出现在清廷开放的通商口岸设立的领事法庭。

与此同时，中国朝野在现代化改革的浪潮与呼吁下在司法方面做出了努力。在意识到需要变法的清廷努力下，朝廷律法机构于1906年修订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诉律》，这部律法中首次在司法方面肯定了律师制度在中国的存在。之后清廷又陆续颁布了《刑事诉讼草案》、《民事诉讼草案》等都对此做了具体而细致的阐发与确立。晚清各地法政学堂兴起，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筹备设立高等、地方和初级审判厅。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地审判厅、检察厅陆陆续续建立起来，中国大地出现了首批本土律师。律师们的出现，并没有使讼师失去市场，相反，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讼师们在朝在野，均大有生意可为，四处包揽诉讼甚至形成集团驱逐律师。另外，直至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政府仍大量沿用清代律法，使得讼师们大有施展拳脚的空间。

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生合照

当然，律师与讼师由于业务上的相同之处与职业上的相似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种职业。这两种职业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形成了近代中国律法史上独有特色的社会景观。